我对大学教授满腔怜悯

——访长篇小说《大学教授》作者朱志荣

　　有出产作家传统的华东师大中文系，近来又多了一位作家新人。美学教授朱志荣最近出手了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大学教授》。小说虚构了一所著名高校北越大学，外号“三猴子”的张渊之教授，凭借国学大师侯永昌的提携与自己的苦干，终于在北越大学中文系占得一席之地，而张渊之又与诸多同事教授们斗智斗勇，纠葛不断。小说以深沉凝炼而不乏风趣幽默之笔，描述了三代高校知识分子之间人情冷暖、悲欢离合的故事。在高校知识分子生存状况、学术腐败等日渐成为公众话题，诸多以高校为背景的小说纷纷出炉并引起争议的当下，这部书名相当“直白”的小说将以何种视角和艺术手法来表现知识分子群体面貌，自然引起读者的好奇与关注。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朱志荣教授。

　　周报：《大学教授》人物众多，教授们性格各异，但我个人读下来，很多教授们形象萎琐，性格庸俗阴险，就算是个性比较正直或可爱的人物，差不多也都有其非常无奈世故的阴暗面，让人看了以后对大学教授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和精神面貌更加失望了。您是有意这样设计的吗？

　　朱志荣：正所谓“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教授群体也是如此。并非每个教授都如人们心目中那样为人师表。当然我笔下的正面形象也有不少。比如留洋牛津精通西学的国学大师侯永昌，有渊博的学术功底，也有过对爱情的憧憬，为人正直而不懂政治，出于对学术的热爱而发言无所顾忌，如说“右派”中的英译文Right有正确、公正和法权的含义而涉嫌同情右派受到牵连，这是人性的闪光点。有改革开放时代的张渊之，他谈吐幽默，深受学生爱戴，那种机智的课堂应变以及和学生良好的沟通能力是大学教授必备的素质之一。他身上有着对学术的执着精神，这是他身上作为教授最大的闪光点，也是时下很多急功近利的“倒江湖”之类的学者所不能比的。小说中反面人物形象是作为正面人物形象的陪衬出现的。例如“胆囊”刘摩的好色，韦德做学问的急功近利等。但我同样表现了他们性格中值得称道之处。例如“胆囊”这个人物不学无术，但他也有仗义执言的一面。

　　钱钟书的《围城》也用反讽的手法对三闾大学进行了漫画式的勾勒，他对笔下的教授们也是批判多于褒扬。这丝毫不会影响小说的价值。我这本小说勾勒了大学教授这一群体的众生相，用调侃、反讽来揭示教授生活中的伤痛和辛苦。例如他们生活中经常要面对的问题：学术的辛苦、权力的争夺、女色的诱惑。他们是“人”，而不是“神”。他们因处事不当而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值得我们深思和引以为戒。

　　周报：当下以大学教授为主人公的小说，有不少是由专业作家写的，如《风雅颂》等，被评论界诟为不熟悉高校生活，太“隔”。您的这部小说则相反，读起来有一种知根知底的真实感，似乎您该担忧的是读者会不会对号入座。

　　朱志荣：身为大学教授，我在体验和感悟方面与有的作家写听来的大学教授故事不同。我深深感受着这一群体的快乐和无奈，也是一种“痛并快乐着”。我以我自身的人生体验来记录我身边的事物，感受时代的变化。阎连科《风雅颂》主体情节荒诞不经，与其说是反映的是大学教授的生活，不如说表现的是一位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而我的小说手法是写实的，我对大学教授的态度是轻松诙谐的调侃和反讽，并不否定，将大学教授的悲喜人生真实地再现出来，读起来不会那么颓废和荒诞。我的小说最大的特色就是真实，素材是我几十年的人生体验，不虚夸，不避讳，这就是我的主旨。我身为教授中的一员，对各种压力和诱惑下的大学教授所持的满腔怜悯之情是我的小说《大学教授》的主导情调。至于读者“索隐”的兴趣，小说毕竟是小说，我不担心这方面的困扰。

　　周报：您一直从事严肃的学术研究，为什么会着手写这本小说？当下“教授写小说”俨然成了风气，您这部小说的写作是否多少也受此风的影响？

　　朱志荣：我在少年时代就梦想成为作家。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也写过一阵小说，后来觉得自己生活阅历太浅，思想太幼稚，就搁置了下来。2001年我去韩国教书一年，寒假时等着回国，就开始起草这个小说的雏形。前几年来华师大执教以后，感受到这所大学在小说创作上的传统风气，在朋友的鼓励下，就整理出版了小说。当前的“教授写作”蔚然成风，是推动我出版这本小说的动因，但不是最初的写作动因。

　　我觉得作为一个文学教授，从事文学创作实践是必要的。文学创作能使我们对文学本身有更深切的认识，有益于理论研究。同时，写一些文字来记录我们的心灵世界、周围的世界，记录成长的足迹和人生各个阶段的心路历程，那些曾经苦苦煎熬的日子会化成美丽的回忆，成为我人生最好纪念。（作者：朱自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