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是给自己的写作补充营养

——访“红墙女作家”顾保孜

　　顾保孜，1957年出生，祖籍江苏，是第二炮兵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专业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学学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她从事专业创作近20年，被出版界誉为“红墙女作家”。著有纪实文学专集《红墙里的瞬间》《样板戏出台内幕》《铁血N4A》《纳粹集中营的中国女孩》《我的父亲朱德》《红镜头》《伟人凡影》《超越血缘之爱》，小说《巅魂》，电影《相伴永远》，电视剧《罗荣桓》等。其作品曾获第三届“当代军人最喜爱军版图书”一等奖、第五届“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第十届图书奖、解放军首届图书奖、1993年全国图书“金钥匙”奖，并两次获全国优秀畅销图书奖。

　　日前，顾保孜的新书《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作者用别样的笔触为我们描述了毛泽东人生的最后七年，她在叙述历史的过程中，秉持客观的描述，不作深奥的理论分析，字里行间流露着女性作家特有的敏感与细腻。然而,作为一名军旅作家，顾保孜有着怎样的创作与阅读世界？记者有幸与她进行了一次深度对话。

　　《图书馆报》：您的作品大都以历史人物、军队等作为主要题材，这是否得益于您的职业经历？

　　顾保孜：肯定是与职业有一些关系的。因为我们军旅作家大多以写主旋律作品为主，一是军人身份的缘故，二是领导在这方面也有要求。而且，正所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在采访老一辈革命家，为他们写传记时，有意无意间就会接触到党史军史这部分，久而久之，写历史人物特别是写正面历史人物便成为了我的强项。

　　《图书馆报》：这种职业经历对您的创作有何影响？请您分析一下这其中的优劣势。

　　顾保孜：军人的职责促使着我要不断地“敲打”自己，正视自己的社会责任。有一句话，军人肩上扛着山。我们军旅作家也是如此。

　　我觉得这不仅是一个作家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也是我们军人是否服从命令听指挥的问题。由此可见，军人经历对创作是有很大影响的，军旅作家笔下的作品，一般是严谨的、负责任的。

　　随着领袖题材作品的不断问世，我接触领袖之外的范围也越来越广，由此也引发我的一些思考。比如我们要遵循“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写作原则，那么写领袖，我们写他什么？歌颂他什么？风云人物，我们又该如何描写？这其中的分寸该如何把握？这大概是其他文学创作所没有的苦恼。如果这其中的分寸尺度掌握不好，有时就能让几十万字变成嫁不出去的“老姑娘”，让足月的“婴儿”流产……然而，分寸的把握，真实的描写，也会带来一些问题，那就是容易在思想上形成一些“禁锢”。这种“禁锢”就会导致内容平淡，故事性不强。然而,过于刻板的作品同样也得不到社会与读者的欢迎。毕竟文学创作不是写演讲稿，它是需要生动的文学语言来支撑的。

　　《图书馆报》：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不同于小说创作，您认为这种题材在写作上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顾保孜：多年来，人们对于纪实文学、报告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描写，一直存在不同意见，大体分为两类：一类认为人物对象既然真实存在过，其内容必须力求准确真实，符合历史的本来面貌，文字表达不能因文害义、有损历史的真实性。另一类则认为应当文史结合，运用文艺创作的技巧，对人物及环境进行艺术的描绘、夸张和塑造，以提高感染力，增强可读性，扩大读者面，更好地发挥文学作品的效应。

　　对此我个人的体会是，在纪实文学写作中，有两点要处理好，第一是关于历史的真实与文艺的真实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真实，我们作为作者都要严肃对待，不能认为历史是真实的，文艺就是不真实的，反之将纪实文学的艺术塑造，理解为可以脱离实际随便虚构的，这同样是不对的。第二是关于可信性与可读性的统一。写历史人物容易拘泥于可信性，而忽视作品的可读性，如果提高可读性，就难免影响可信性。所以，任何作品都要经过作者的悉心耕耘，才有可能达到可信性与可读性完美的结合。

　　《图书馆报》：您在创作中也一定阅读了很多书，请谈一谈。

　　顾保孜：我有个习惯，每写一部有关领袖的作品，总是喜欢找一些有关资料或是书籍看看，日积月累，我的书架上的图书越来越多，书房变成了一个历史人物的泱泱世界，而许多书都是当年领袖身边工作人员的亲身经历，有的甚至是口述实录，这些书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因其撰稿人不是专业著书者，文章的结构和文采难免有不足之处。这些遗憾常常让我也感到遗憾，也让我更加觉得阅读“充电”的重要性，特别是要经常阅读有文采和内涵的经典文艺书籍。

　　《图书馆报》：如果抛开为了工作而读的书，您本人比较喜欢哪些作家以及哪些作品？有没有对您产生过很大影响的书？

　　顾保孜：以前我喜欢看小说，现在喜欢看纪实文学作品和人物传记，有一段时间居然喜欢上朱德庸的漫画。伏案工作一天，看看《双响炮》，带着笑容入睡，也是一种享受。早期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是前苏联的文学作品，比如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我对纪实文学作品的认识就是从《青年近卫军》开始的。这部书我一直认为是一部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达到高度统一的佳作。这本书让我相信历史是可以写出色彩的，也让我觉得文学与史学是可以完美结合的。我1991年出版的《红墙里的瞬间》就作了这方面的尝试，并取得了成功。

　　《图书馆报》：您有没有自己的一些阅读理念和体会，给我们分享一下。

　　顾保孜：其实读书也是有讲究的，我一般的做法是有影响的新书是要去购买和阅读的，有分量的大部头书至少应该去了解，如果是有深刻内涵的书，那么一定不会放过。阅读其实是给自己的写作补充营养，如果读到恰当的作品，那么营养也就到位，写作起来会觉得得心应手，笔下滋润；并且，阅读也可以使我了解今天的作者和读者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从而了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作品，不至于老是钻在自娱自乐或者是传统写作的怪圈中不能自拔。毕竟与时俱进也是我们作家应该具有的一种素质。

　　《图书馆报》：您每天有没有固定的读书时间？对于读书有没有一些难忘的趣事？

　　顾保孜：我读书时间不太固定，平时专门用于阅读的时间比较少，基本上是见缝插针。如果遇到出差，那就是我阅读过瘾的大好时机了。将一段时间攒下来的书都带上，一边乘坐各种交通工具一边抱着书看，可以说没有写作任务压力下的阅读是一件轻松且快乐的事。要说读书趣事，我还真有不少，大部分集中在“文革”岁月里，至今我都难忘那个读书难，难于上青天的岁月。有一次我跟在抄家的大板车后面，居然捡到几本掉下来的小说，其中就有《苦菜花》《红旗谱》《家》《野火春风斗古城》等，可是我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下看，只能将书藏起来，没人的时候偷着看，这样鬼鬼祟祟实在看得不过瘾，于是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将《毛泽东选集》的红塑料皮取下套在这些书上，这样我在课堂上都能堂而皇之地阅读了。那年我才9岁，在毛主席红宝书的“掩护”下，开始大量地阅读小说。我想他老人家在天之灵一定会原谅我“拉虎皮做大旗”的无奈与渴望。

　　《图书馆报》：现在很多人都是“功利性”阅读，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顾保孜：出现这个现象是由于图书市场上“功利性”的书太多了，如教你如何发财，教你如何讨好老板，教你如何在职场博弈，教你如何嫁给外国人……那些古典文学，特别是外国古典文学，阅读者寥寥无几。非“功利性”阅读必须是来自自己心灵的淡定才行。就是我自己现在也很难再去阅读以前曾经为之动容的古典作品，以前看得津津有味的细节，现在也未必有时间去品味了。所以，我觉得整个社会处于一个浮躁、急功近利的状态，“功利性”阅读就在所难免了。

　　《图书馆报》：谈谈您的图书馆情缘吧？

　　顾保孜：图书馆曾经是我的最爱！在电脑不发达，购书又囊中羞涩的时候，图书馆就是我最爱去的地方。可以说，我最初系统阅读文学作品，甚至是学习写作就是在图书馆里完成的。因为在图书馆里你能感到一种超凡脱俗的宁静，有一种让你提笔创作的欲望，更有一种走向更高精神层面的心理满足。

　　北京市的几家图书馆规模很大，藏书也丰，大有大的好，也有不好，那就是人多，阅览室不太安静，书种太多，不知如何去查找，忙了半天才查到目录。不过现在网络解决了不少问题，在家可以直接了解图书馆的藏书情况，去图书馆找资料基本上是有备而去，节省了不少时间。

　　作家荐书

　　《红墙里的瞬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顾保孜著

　　本书记述的是中南海红墙内的摄影师杜修贤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一段特殊经历。他用手中的照相机，记录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伟人的精彩瞬间，也记录下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在政治舞台上的表演，还记录了共和国历史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的瞬间……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人民日报出版社，[俄]鲍里斯·瓦西里耶夫著，王金陵译

　　作品描写的是卫国战争时期，一支苏军小分队在列宁格勒北面的山林中消灭德国空降兵的故事。作者以真实而生动的画面，亦庄亦谐的文笔，活泼风趣的艺术语言，再现了那些才从和平岁月里走出来的天真欢快的年轻人，一旦迫使他们面对残酷的战争时，为保卫国土，可牺牲爱情，可别家离子，可以生命为代价的浪漫主义情怀和高昂的英雄主义精神。

　　《青年近卫军》，光明日报出版社，[苏]法捷耶夫著，周露译

　　《青年近卫军》是法捷耶夫的代表作，堪称是苏联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该书描写了克拉斯诺顿共青团地下组织“青年近卫军”与德国法西斯占领军进行斗争的事迹，塑造了一群栩栩如生的青年英雄的形象，其中五位牺牲的青年近卫军总部委员都获得了苏联英雄的最高荣誉称号。（作者：白玉静）